冼玉清与粤调说唱文学研究｜读懂冼玉清

　　

近年来，粤语元素频繁 “破圈”，从承载粤语梗的文创产品走进日常生活，到短视频平台上粤剧与流行音乐的创意混搭斩获千百万点赞，粤方言文化正以更鲜活的姿态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而粤语文化的 “传播力” 并非今时独有。回溯到晚清时期的广东，街头巷尾早已流行着一种用粤语演唱的“说唱”——粤调说唱。它既是当时普通人茶余饭后传唱的 “流行曲”，更在晚清革命浪潮中化身“舆论武器”，将时代的呐喊与民众的心声传遍街巷。

粤调说唱是以粤方言为书写并演绎的文艺种类，它既是文学作品，又属民间曲艺，融文学性与音乐性、表演性、民俗性于一体。在粤调说唱研究尚未得到广泛关注时，冼玉清就对粤调说唱文献和文学十分关注。她大力搜集资料，并予以考证，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说唱文献的搜集、说唱作者的考述和说唱作品的鉴赏。

冼玉清对于粤调说唱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文学价值的肯定褒扬，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和思考视角，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启迪意义。

冼玉清与粤调说唱文学研究

粤调说唱是以粤方言为书写并演绎的文艺种类，特指流行于粤港澳及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等广府语系地区的歌谣文学，包括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四种主要形式。粤调说唱既是文学作品，又属民间曲艺，融文学性与音乐性、表演性、民俗性于一体，有着与传统诗文甚至小说戏曲等文艺形式迥异的特点。

粤调说唱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国内外研究均不多见，没有明显连续性。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有专门介绍包括广东木鱼书和粤讴的粤调说唱文学，书中称“广东最流行的是木鱼书”“其中负盛名的有《花笺记》，有《二荷花史》”；又称粤讴“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并举例招子庸的《解心事》和《吊秋喜》两首作品。但只关注到粤调说唱文学的个别形式和现象，并无深入探讨和延展，尚未真正形成学术上的研究。

作为岭南文史大家，冼玉清对粤调说唱文献和文学十分关注，并曾大力搜集资料，予以考证，彰显粤调说唱应有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说唱作者的考述、说唱文献的搜集和说唱作品的鉴赏，对于推动粤调说唱的深入研究贡献匪浅。

对于粤调说唱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

文献整理收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岭南文史专家，冼玉清自然深谙此理。她持论严谨，基于充足文献基础上而发议论。如她发现署名为宋季辑所作的《社会龙舟庚戌年广东大事记》为目前所见篇幅最长的龙舟歌，共12870字、26章。龙舟歌为粤调说唱中的一种形式，坊间所刻多为短篇，报刊所载龙舟亦多为短小篇幅的作品，偶有长篇者以连载形式呈现。如宋季辑所创作的长篇龙舟歌，确属少见。冼玉清还注意到这首龙舟歌的“时事性”，对了解当时广州新军起义和国会斗争事件大有帮助。

除独具慧眼，能辨识文献的重要性外，冼玉清还能注意到“选材”的关键：即所选文献的学术性以及选辑材料的规范性。如在收集选辑粤调说唱作品时，冼玉清并没有采用包罗所有的做法，而是结合自己所关注的晚清粤讴，专门选取刊登在报刊且反映社会历史和人民生活的作品，予以辑录注释。

《粤讴与晚清政治》一文，充分体现了冼玉清的学术敏锐性。在“凡例”中，她便强调自己撰写文章和选辑《粤讴》的本意。首先是选辑作品的时间界定为“鸦片战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之一阶段”，因这些作品能“反映当时人民的政治生活”“作为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与文学发展史的印证与补充”。其次，在关于选录题材范围上，冼玉清也强调系“以反映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品为主，并以反映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他们的活动为辅，作为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的材料”。在选录作品的标注方面，冼玉清还强调了“本事”和“解题”的相互结合，即作品须“实有其事”“有证可查”，故此凡能查考的作品皆标注来源，加以说明。在文中，冼玉清也特别提及选辑这些粤讴作品的意义：“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在文学上如何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特别在广东的通俗说唱文学这一方面，这就是编者所欲研究的课题。”

在选辑粤讴作品的分类上，冼玉清共分四部分，分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活动粤讴”“反映反对美帝虐待华工与一九O五年反美拒约运动斗争粤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粤讴”“反映反对帝国主义攫夺粤汉铁路斗争的粤讴”，其来源有《唯一趣报有所谓》《新小说》《时事画报》《一声钟》《新少年》等报刊，说明有一定代表性。

冼玉清《粤讴与晚清政治》一文，论述了粤讴反映晚清政治题材的情况。她注意到随着历史发展，粤讴的题材、范围不断扩大，从原来的风月情调扩展到对现实生活的关心、讽刺和批判。就所选的粤讴作品，基本涵盖了辛亥革命前后广东地区的社会民生大事，如对于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国土的忧虑以及誓要维护主权的决心；又如1905年发生的反美拒约运动；又如吊祭在抗议美帝暴行事件中以身殉约的冯夏威烈士以及在拒约运动中壮烈牺牲的马达臣、潘信明、夏仲文三位英雄；此外，尚有谴责日本拒绝中国参加朴茨茅斯日俄和约会议而作的《欺藐到极地》；控诉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犯事而没有受到法律惩治的不平现象的《嗟怨命贱》；反映在捍卫粤汉铁路权过程中所展开斗争的《筹集路款》。

冼玉清强调，粤讴音乐性强，惯用口语，通俗易懂，便于传唱，在晚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这些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新粤讴”，摒除华丽辞藻，代之以质朴白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景况。而且，这种形式非常契合当时宣传革命改良思想的报刊，如《新民丛报》《新小说》《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通过粤讴等说唱形式抨击时政，宣传新思想，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冼玉清的研究，扩大了粤讴的影响，为拓展粤讴以及其他粤调说唱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和思考视角。

对粤调说唱作者的生平考述

在《粤讴与晚清政治》一文中，冼玉清曾提及《粤讴》的创作者、辑录者招子庸，但没有展开，而是在另文《招子庸研究》中作专门考证。冼氏认为，之前关于《粤讴》作者的研究，“大都片鳞只爪，语焉不详，未有为周密深入之研究者”，并不赞同许地山所谓“招子庸生平无从稽考”。冼玉清在充分收集文献资料后，展开稽考，对招子庸的传略、家世、政绩、诗画，以及《粤讴》的内容、体裁、文法、声韵、出版、翻译等方面做出详细论述；不但梳理招子庸生平事迹，还详述其家学渊源及父母对其影响等情况，整理出招子庸在山东任县令时政绩等细节若干条，对于了解作家成长与创作关系大有帮助。特别是“子庸与《粤讴》”一节，更为研究粤讴提供非常重要的视角。冼玉清指出，粤讴“宛转达意，惆怅切情，荡气回肠，销魂动魄，当筵低唱，欲往仍回，声音之凄恻动人，确有其特别擅场者”。

学界多认为，招子庸始创粤讴，但实际上在他之前已有粤讴出现，只是文献难征，所以多尊其所辑《粤讴》为最早者。冼玉清指出：“番禺冯询子良，以进士归知县班。回籍候次，好流连珠江画舫，纵情狎游。与顺德邱梦旗鱼仲，及招子庸辈六七人剧纵于珠江花埭间，唱月呼风，竞为豪举。询以《摸鱼词》语多鄙俚，变其调为讴使歌，其慧者随口授即能合拍。于是同调诸公，互相则效，竞为新唱以相夸。熏花浴月，即景生情。杯酒未终，新歌又起。或并舫中流，互为嘲谑。此歌彼答，余响萦江。珠江游船以百数，皆倚棹停歌，围而听之，此亦平生第一乐事也。好事者采其缠绵绮丽，集而刻之。曰《粤讴》。与子庸辈所作同其擅场。然《粤讴》中凡善转相关合者，皆询作也。”冼玉清尊重事实，根据《雪庐诗话》所载，认为粤讴始创者当为冯询。

冼玉清研究招子庸，不独关注其粤讴创作，还结合其性情、生平逸事予以综合考察，指出粤讴的创作与珠江花舫风月场所有密切关系。实际上，《粤讴》中多首作品与风月情事相关。冼玉清也说：“其内容多写男女之情，尤偏于写妓女生活，写沦落青楼者之哀音。其《吊秋喜》一阕，尤情至文生，凄恻动人。酒阑灯灺，嘧脚胡床，一再哦之，辄觉古之伤心人谁不如我。”

冼玉清除对招子庸，还对郑贯公和廖恩焘两位说唱作者予以简单介绍。郑贯公系近代报刊界名人，同时又是利用粤调说唱文学予以宣传的革命派人士。冼玉清留意到郑贯公办报思想与文艺版块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宣传功能，既肯定他敢于反抗帝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勇气，以及利用说唱戏曲等俗文学体裁广泛宣传革命思想的做法，又指出他因考虑事情处理效果而有所“顾忌”的心理：“又如‘粤讴’作者郑贯公，是同盟会员，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帝反清都比较坚决，在一九零五年反美爱国运动中，表现得亦比较突出。但他一方面强调要坚持反美拒约运动，一方面又害怕引起外国干涉，强调举动要‘文明’，不要引起风波。”对于廖恩焘，冼玉清则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其改良派的立场决定了他的粤讴在思想上的局限性：“至于改良主义者，如廖恩焘，他也是‘粤讴’有名的作家，他在《新小说》上发表八篇鼓吹民权自治和提倡女权的粤讴，他也提出进行改革的理由和方法。但对阻碍改革的封建王朝清政府，竟不敢提一字。这说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只进行点滴改良，不敢触动旧势力的精神面貌。”更通过作品思想性的对比，指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区别：“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月刊上，关于这一方面，发表不少粤讴，如《趁早时机》《自由钟》《开民智》《复民权》等皆是。这些粤讴的共同特点，只是进行点滴的改良，而对于封建专制本身，则不敢进行任何谴责。”“在反映维新派政治要求的一些粤讴中，有一共同特点，即是处处表露出它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实质。因为这些主张，是与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相脱节的。”虽然同为粤调的撰作者，但冼玉清在评价他们时，基于事实，没有虚美饰过，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还原历史，因此其分析显得格外客观可信。

对粤调说唱作品的评价鉴赏

冼玉清不止在搜罗文献与考证上贡献不匪，而在粤调说唱作品鉴赏方面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她注意到粤调说唱的“五更体”手法，认为从民间的习俗中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事物，融入说唱文学中颇有新意，并举何惠群《叹五更》中的三叹、四叹、五叹为例，认为“写男女相思，极尽缠绵悱恻之能事。或追忆往时恩爱，或嗟怨今日分离；而所用望夫山、芙蓉岸、荔枝湾、漱珠桥、海幢钟、海珠钟等，都是本地风光，不能移到别处。至于情景相融，艺术技巧也是很高的”。当然，或许限于篇幅，冼玉清在这篇短文中，提纲挈领式地强调《叹五更》的艺术性，而没有展开详细分析。不过，冼玉清还是强调文人对于民间俗文学的改造之功和对女性的尊重：“惠群本来是一个封建文人，对文学是有一定的修养的。他观察到封建制度下妇女精神上的痛苦，能运用俗文学的形式为她们舒泄出来，写成脍炙人口的《叹五更》，在封建士大夫群中还是难得的。”在大量的粤调唱本中，“叹五更”手法并不乏见，冼玉清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艺术特点，予以述评。

在分析龙舟歌《社会龙舟庚戌年广东大事记》的艺术方法时，冼玉清仍然强调“文学性”，认为“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技巧，每把两件事谱在同一章内，大事与非大事陪衬在一起。夸大了非大事为大事，使读者对于革命前夕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作者又运用龙舟歌的特殊艺术形式，把两年的大事谱在一起。”说明冼玉清并没有把反映时事的说唱视作简单的“新闻报道”，而是讲究文学技巧、富有文学特色的歌谣。

在对招子庸的《粤讴》进行分析时，冼玉清另辟蹊径，结合当时英国金文泰爵士翻译《粤讴》并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广州情歌》概括粤讴的特色。她指出，粤讴为本地歌谣，以粤方言书写，容易为人接受并传播；且体裁“直接而浅易”，看似不难解释，但微言大义藏诸其中，非饱学之士不能领会。对于粤讴“单调”的弱点，冼玉清也没有讳言，指出“其言情题目，各‘讴’相同”；但一旦有新题，如《真正恶做》，便使读者感到新颖。对于中西诗歌在表现爱情上的不同，冼玉清以《广州情歌》为例，指出：“《粤讴》以宗教影响及环境影响，其感情多幽沉郁闷，无极快乐相联系之爱情。故以比希腊诗，无其活泼之气象。以比希伯来诗，无其放荡荒淫之叙述。”

冼玉清对于粤讴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粤讴的艺术特色，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招子庸时期粤讴的局限性在于“仅仅用来抒写男女之情”，“虽然委婉曲折，回肠荡气，但究竟范围未免狭隘了一些”；但进入革命时期的粤讴，则呈现不一样的特点：“（粤讴）在被赋予新的内容以后，马上显出它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粤讴得到新生的血液，从才子佳人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成为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又指出：“可以说明它（粤讴）有了新的内容，也就有了新的生命。它的艺术性即表现在它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是先进的”“因为语言的尖锐和生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它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从早期的文人遣兴自娱到后期革命志士的启迪民智，粤讴在题材范围和文学功能方面均发生升华。冼玉清注意到粤讴在几种说唱的特殊位置，指出：“在一九零五年反美爱国运动中，开始以粤讴作为宣传工具。当时在《广东日报》与《有所谓报》附刊发表的戏曲谐文，就有一五六篇，其中粤讴占了五十四首。这样大量运用通俗说唱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在当时是一创举。”冼玉清之所以推举粤讴，是因为这种歌谣体，“富有音乐性，但格律也并不是那么谨严。只要声音和谐，可以弹唱就行。同时在遣词用字方面，不避俚俗谚语”。正因为格律形式和运用词句上的自由，使创作减少束缚，粤讴才能大量产生，以适应舆论宣传的需求。冼玉清还强调：“粤讴的社会价值，即在于它能反映当时现实的生活和斗争，成为时代的史诗。而它的艺术价值，即在于它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浅显形象的比喻，跌宕悠扬的声调，表达了人们的生活和斗争。”

冼玉清对粤调说唱文学研究的意义

冼玉清对于粤调说唱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文学价值的肯定褒扬，对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启迪意义。

首先，冼玉清如实地对待粤调说唱的文学地位，认为并非“无甚可观”的小道。她曾说过：“初时认为这些俗文俚语，无甚可观。后来读到何惠群的《叹五更》，才发觉它的艺术性很高，值得我们注意。”对于说唱俗文学地位，冼玉清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从刚开始的“无甚可观”到后来的“艺术性很高”，逐渐认识到看似“俗文俚语”的民间说唱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学色彩，挖掘文学价值需要在尊重事实史料基础上具备眼光。作为广东籍学者，冼玉清有很深的地域认同和扎实的学术根基，在分析粤讴艺术特点时能结合粤方言语音展开，故对于粤讴的定义有其独到之处：“中国韵文有三种，曰五七言律诗，曰词曲，曰讴歌。《粤讴》有韵，而不限格律，故为三种之最单简最自由者。篇法长短随意，句法亦长短随意，但以末名为较长。其用‘唉’字似有音乐关系，句句合韵，用以唱而非诵，是歌而非诗。中国人谓诗与音乐不能分离，故粤人之谙《粤讴》者，多信口讴唱，甚至以琵琶按拍而唱，以符其抑扬之韵云。”

其次，冼玉清能辩证地看待事物的内涵，客观分析说唱文学的时代性与艺术性。她分别研究招子庸时期的粤讴和辛亥革命前后的粤讴，从中勾勒前后转变的脉络。既肯定招子庸等人撰作粤讴的艺术手法和效果，同时也指出其在题材的狭隘性；进而结合史实，褒扬革命派人士粤讴的先进性和新高度，指出其“开始摆脱了过去苍白无力，靡靡之音的格调，转以新的姿态出现。在风格上虽然粗犷了一些，但它更接近于口语化，并且充分运用方言谚语，使它更加活泼生动，短小精悍，成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可以说，冼玉清的文学史观是发展而非僵化的，其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是融通的而非狭隘的。

再者，冼玉清分析事物时能尊重客观事实，并独具慧眼地抓住“民间说唱文人化”的现象予以研究。她所作的《招子庸研究》和《粤讴与晚晴政治》，均举出代表性人物，诸如招子庸、郑贯公、廖恩焘等人，虽然身份各异，遭际不同，但无不都是才人名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思想根底，能根据事物进行艺术加工，表现出独特的文学技巧。她曾举不重视文学修辞的班本与较雅致的粤讴作对比，指出当时的班本“其言鄙秽，其音侏缡，几令人掩耳而走。而嗜痂逐臭，无处无之。求能唱《粤讴》者邈如星汉。”

作为学者，冼玉清能客观平实地看待民间文艺，并没有因其有地域性、民间性而熟视无睹，也没有一味赞誉抬举，而是能实事求是地根据史实和材料展开分析，把握文学发展规律、探讨文学现象，其研究实嘉惠学界无限。

【作者】邓海涛，系广州大学讲师

【频道编辑】周丽娜 陈冰青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石静莹 蒋玉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增刊